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公民社会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主要内容。

而针对协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从这个角度上看，协同立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越大，其在宪法序言国家根本任务中的地位就越重要要，价值就越大，因而合宪性也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追踪历史的脉络可以发现，不允许行政区域之间因为利益相互依托而向中央闹独立性，这个立宪的精神是十分清晰且不容置疑的。现行宪法对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显然摒弃了设置大行政区的做法，而在全国设立较多的省区市，由中央直接管辖，运用的是中央分而治之 的谋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虽然没有像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但要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仍然难以逾越既有行政区划这个宪法设置的屏障。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法制工作机构、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以及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以前的法制办事机构）能否互相协同立法？ 此外，与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相关的还有以下一些问题有待思考： (1)在开展立法合作时，每个行政区域的身份性质是什么？它们能否类似独立的法人或者自然人一样，与其他行政区域签订协议并进行立法合作？ (2)    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进行协同立法时， 谁代表一个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对应主体沟通协商， 并签订合作协议？ 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长可否代表该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长协同立法并签订协议？ (3)—个行政区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甚至它的主任会议和法制工作机构， 能否代表本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域对应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它的主任会议和法制工作机构以举行联席会议等方式协同立法并签订协议，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如何启动这个程序？ (4)如果两个行政区域之间可以签订立法合作协议，包括其他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协议与普通的行政协议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以上这些都是涉及国家体制的十分重大的问题，但在理论实践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和讨论。按照宪法、 地方组织法、 立法法等法律的设计，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也即不同行政区域的立法主体所能规范的事项仅限于本行政区域的事项。

没有禁止可以作两种理解： 一是宪法法律没有禁止，即意味着可以跨行政区域协同立法， 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而通常所说的法无禁止即可为，主要适用于公民或者其他被公权力监管的组织。另一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在这个意义上，2018年的宪法修改，是对1982年宪法以及2004年之前几次修改的重大、明确的变化和升华。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恐怕还是对各种协同的方式缺乏必要的法理论证，而这背后是否也还有一个原因：要在宪法法律上找到区域协同立法的具体依据是很困难的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在外商投资方面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首先，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的法律属性，将重点放在免于日常监管亦即如何在技术和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不管，以有别于仍是以管为基本着眼点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素有全世界最难拿绿卡之称。

然而，就二者所包含的核心内涵及所负载的核心使命而言，自由贸易港并非整体意义上的自贸试验区的进阶，而应当是设立更早、而后成为自贸试验区一部分的保税区的进阶。（一）货物进出自由：灵活便捷的海关监管措施 相对而言，货物进出自由或者说贸易自由化是现有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差距最小的方面。

为满足人员进出自由要求，提升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有必要考虑对港区内的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中国绿卡予以适度倾斜并提供所需便利。对照代表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最新发展趋势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其中12条40项具体贸易便利化措施海关已经全部进行了对标研究，相关措施已经全面落地。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法律角度，对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加以探讨：一是如何理解自由贸易港的基本内涵和特征，特别是其与既有的自贸试验区有何区别与联系。而海南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这一特点，为海南在上海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除赌博业外，所有行业均向外资开放，且无持股比例限制。各国实践中对自由贸易园区的称谓不一而足，有对外贸易区、自由关税区、免税贸易区、自由区、自由贸易港等等，但在免纳关税这一核心特征上则是共通的。结合我国自贸试验区既有的建设推进经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需要更加灵活便捷的海关监管措施、更加开放自由的投资金融环境，以及更加友好宽松的人员管理方式。就建设高水准的国际性自由港这一目标而言，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一是针对与港区内企业有常规业务往来的境外商务人士，实施更加灵活的短期商务签证制度，包括简化相关申请流程和文件要求、给予一定期限内多次往返便利等。

事实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贸试验区投资法制建设的核心特征，也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的最大成就和亮点。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蓝皮书）》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版。

而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更是为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海关监管措施提供了客观便利。就此而言，自由贸易港与自贸试验区并不完全在同一个频道，不宜简单比对。

这种含义其实更符合《京都公约》专项附约4第1章所规定的海关仓库或者说保税仓库（customs warehouse）， 而不是第2章所规定的自由区。相比之下，我国自贸试验区迄今为止在人员进出自由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新加坡以电子报关和电子审单为基础建立起的无缝一站式电子通关系统贸易网是新加坡自由贸易园区的精髓，该系统打通了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军控、安全、经济发展局、企业发展局、农粮局等35个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政府部门，所有通关程序统一经过贸易网执行。据此可以认为，境内关外、免征关税、进出自由是我国当前语境下自由贸易港的基本特征，而开放水平最高则是决策层对自由贸易港的目标定位。一种易于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解读是，自由贸易港是自贸试验区的进阶。在建设高标准国际性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这一命题应当说更加成立。

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和吸引外国高技术人才的管理制度。适应境内关外这一特质和自由化这一基本要求，自由贸易港应当基于最小化原则设置最为简化的政府机构。

人员进出自由则是指自由贸易港实行宽松的出入境政策，为区内企业员工及来访商务人士的出入境及/或短期居留提供便利。概言之，开放水平最高是决策层对自由贸易港的目标定位，境内关外、免征关税、进出自由则是自由贸易港的基本特征。

而这其实又回到了如何处理自贸试验区自身建设发展与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一本文反复论及的问题。《京都公约》所称的自由区主要是在贸易层面、就关税而言，即免纳关税并免于通常的海关监管措施。

在这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凭借其自身禀赋走在前列。如有特殊情况，经海关批准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1年。这种较为谨慎的开放安排背后有诸多考虑，但顾及一线与二线之间的互通和渗透、 不敢将口子开得太大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对于自贸试验区而言，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提高自身开放程度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

2018年9月，人民银行批复同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这是自由贸易账户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以来首次推广至其他自贸试验区。就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而言，自由贸易账户基本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原则运行，但总体而言，是二线管住有余而一线放开不足。

三来复制、推广过多会分散金融资源，妨碍要素集聚，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截至2018年9月末，上海自贸区内已有56家金融机构通过分账核算系统验收，累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约7.2万个，发生跨境收支折合人民币25万亿元，获得本外币融资折合1.3万亿元。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设立的经济特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贸易园区的某些特征。货物进出自由是指对自由贸易港与境外之间的货物进出口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1. 外商投资领域开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我国在放宽投资准入和扩大市场开放方面有显著举措。摘要：2018年是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开局之年。（二）资金进出自由：开放自由的投资金融环境 自由贸易港的资金进出自由大体包括两层含义，即外商投资领域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开放，以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现行《海关法》和《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看， 核准缓缴说与我国立法和实践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如上所述，由于自由贸易港建设并无可复制可推广的任务压力，因此完全可以进行更大胆的尝试，例如仿效美国的机构整合模式，将海关、检验检疫、边境巡逻、移民规划等多个机构整合到一个部门， 以减少条块分割，提高办事效率。例如，有国外学者就将上海自贸试验区与英国的创新中心相提并论，作为金融创新的典范。

二是放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及相关工作签证制度，为港区吸引和留住人才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贸易和海关措施而言，其核心部分仍然是这4个保税区。

第19条规定：按照通关便利、安全高效的要求，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海关监管制度创新，促进新型贸易业态发展。换言之，尽管自由贸易园区位于一国境内，但从关税征收和海关监管的角度，将之视为处在海关之外，从而无需缴纳关税，并免于通常的海关监管措施。